昨日,由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省工商业联合会、省中小企业局联合主办的首届黔商论坛在贵阳举办,来自省内外的黔商和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黔商精神,寻找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促进贵州发展的出路——
“国有”与“非公”怎样和谐共生
推出真正的“贵州造”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国际经济合作部主任戴江鸿:
“十年前,我就参加过贵州企业家论坛,那时候我还在美国IBM公司,今天又来参加这次盛会,我十分的激动。”戴江鸿说,贵州这十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贵州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不断地成长起来。
1979年出省求学的戴江鸿硕士毕业后留在省外IT行业打拼。6年前,他带着学识和资金回到家乡遵义,在那里做起了畜牧产业。
谈到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和谐共生。戴江鸿说,这不是一个觉悟的问题、想不想做的问题,这需要在战略层次上做出思考。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舞台和空间,在一个产业链上由于利益的需求、利益的驱动,结合在一起。对贵州来讲,最重要是贵州人、贵州的企业本身特色的定位,也就是说贵州要做别的地方做不了的事,要么是资源不可替代,要么是市场不可替代,打造核心项目,推出真正的“贵州造”,只有这样贵州才有希望。
“这样做既避免了水土流失又给地方和企业带来了效益。”戴江鸿说,如果老百姓老是想到去种梯田,那他们的生活质量永远都无法和平原地区相比,最多也只能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贵州有很多荒山和草坡,通过资金管理和对于国际市场的联系,走“企业+农户”之路,这既是双赢,也是一条符合贵州省情的发展之路。
对贵州企业家来讲,企业家和政府之间、企业家和协会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今,贵州的企业有着很多机会,但是企业家本身的素质急需提高。最重要的是要为贵州的企业家和企业创造一个良好地生存、发展环境。
混合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瓮福集团董事长何浩明:
“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和谐共生,这点中了贵州经济落后最根本的原因。”何浩明开门见山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何浩明认为,贵州的落后,除了文化、地理、历史的原因以外,很重要的是现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结构和观念上出现的问题。
何浩明说:“从贵州的民营企业来看,2007年其利润增加值占GDP的27%左右;税收方面仅占25%。但在东部地区,浙江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利润增加值比例为2比8,江苏2.9比7.1。无论是税收还是贡献率,贵州国有企业就占了GDP的70%以上。如果能达到东部的结构比例的话,贵州今天经济发展会更好。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等于市场经济加要素经济加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很重要的问题是混合经济。”何浩明说,由于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国有企业具有单一性和封闭性,光改制不能解决问题,何浩明说,要使贵州的发展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布局发展,能快则快。首先是观念的改变,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有融合,才会出现国有和非公有的融合,而这种混合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要把铁饭碗和米饭碗摆在一起,才可能产生国有企业在资本层面上的融合、共生,才能把民营企业的优势和国有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和谐发展,但这需要一段时间。”何浩明表明,这些单靠企业转变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是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改变观念的社会氛围。
和谐共生实现共赢
贵州百强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之君: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企业如何生存?国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怎样和谐共生?
“我们的战略是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完善的金融环境、强大的产业体系、稳定的货币体系,这样我们就能抵御外来的干扰。”张之君说,民营企业要从创业型向知识型转变,品牌至上。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巨型企业?这是企业家自身的问题,很多民营企业缺乏自身的文化,无法完成自我超越。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取得了成功,这并不代表永远成功。只有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不断修炼自己、改变发展方式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有壮大的可能。
“民营企业要有信心,就要自息、自强、自律。”张之君说,这要是靠对宏观调控的把握,把企业的战略方向考虑清楚。一是多元化战略;二是人才战略;三是大公司战略;四是风险战略;五是战略的补充和完善。战略要不断的完善,一定要有创新思维,因为企业是在不断的变化,要想长足的发展,要结合宏观体系和区域条件综合分析来决定。
国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如何和谐共生?张之君表示,这一条件是资本,要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公司制度不是一个规章制度,如果民营企业参与了结构一定就会优化,这对公司治理是非常有效的。
张之君坦言,国有企业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有很好的政府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政府是万万不行的,美国就是因为离开了政府,搞自由经济,所以导致了现在的状况。
期待服务型政府
用好“黔商”这张名片
著名策划大师王志纲:
“作为贵州人,我们不支持,谁来支持?”对于我省首次举办的黔商论坛,王志纲表示非常高兴,同时他对“欠发达、欠开发地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定位”作了精彩的讲说。
在会上,王志刚首先对各地成立的贵州商会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虽然贵州的商会起步晚,但是他们的团结和坚韧是其他商会不具备的,“像这次的论坛,他们一听,就全部赶过来了。还有我在云南的时候就说,贵州商会不能小看,他们非常的团结,这一点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也是后来居上的力量所在”王志纲解释道。
王志纲认为如今中国的招商引资应该是以商招商,而黔商是贵州最好的代表,如何利用好黔商这张名片,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尤为重要。“今天的中国、今天的贵州面临一个转型期,那么商机在哪里?商机就是黔商。”王志纲认为“在区域化的今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少贵州人在外建立了王国,开了眼见,此时的他们有能量拉动贵州的发展。”王志纲表示,现在最佳的招商方式就是通过商人来拉动朋友,通过在外的黔商口口相传和推介,自然会有更多人来到贵州投资。
同时,要吸引商人们多为贵州做宣传,政府应该让“回家”的黔商不受伤害。“其中有很多商人都是凭着自己对家乡的那段情意,回来投资,但投资个几十亿元连个泡都不翻的时候,也许他出去不会说贵州不好,也不会说贵州太好。但怎样让来贵州投资的商人们出去后都说贵州好,就值得政府好好考虑了。”王志纲称。
政府应为企业“孵化”环境
重庆市贵州商会秘书长、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云:
刘云认为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政府职能的定位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他认为“欠发达、欠开发”有一个后发的优势,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把“两欠”的劣势转变为后发的优势。
“我觉得积极营造企业的“孵化”环境,这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刘云称在做了两百多个跨区域的投资项目后,他感觉到投资者对政府的定位和态度有很大的诉求,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看,他们肯定会挑“合得来”的政府合作。
他表示通过多年的观察,他发现到西部来投资的多是中小企业,一般都是3个亿以下的投资。而此类投资者多是在上海、北京,甚至在境外,他们做了很成功的模式,于是就想把自己成功的模式移植到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试验其是否能“移植”成功。此时政府就应该研究如何让此类投资者的成功模式尽快的能够在欠发达地区落地,而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孵化”环境。刘云表示:“如果外面的企业到贵州来,落地速度慢,或者落地成本高,那么他们就很难在贵州投资。”
刘云举例到:“在深圳和上海,一个企业要落地,之前必须要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请会计师做财务测算、请猎头公司“挖角”、到人才市场招员工、找中介落地办公室、到工商部门办证、到税务部门登记,我觉得这些是企业最简单的‘孵化’周期,而这个周期在上海和北京两周就可以搞定,如果在西部的话,在成都和重庆需要八、九周的时间,而在贵州,基本上要接近30个周,在工作中我看见有很多投资人在‘孵化’的过程中很难受,最后就走了。”
“如果说你把我招进来了,然后后续的问题要我自己去摸,这也是很残酷的,这使得企业家举步维艰。”刘云表示:“我希望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要重视企业‘孵化’环境,只要重视了,才能把劣势转化为后发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