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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忆人•典故】董必武与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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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重庆期间,为争取和联合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做他们的工作。1939年5月,董必武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寓所会见刘文辉,给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刘文辉深以为然。他后来回忆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

此后,董必武又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晓以大义,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董必武(前左)与周恩来(后右)、徐特立(前中)、林伯渠(前右)、叶剑英(后左)、秦邦宪(后中)等南方局负责同志在重庆合影。

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9年冬,董必武派人进行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42年,董必武布置云南省工委通过适当途径,向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提出建议书,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当云南省工委向董必武汇报“龙云希望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这一消息后,南方局立即派华岗赴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

1944年8月,董必武专门派张友渔到成都加强同刘文辉的联系,指示他要鼓励推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西南。

在南方局和董必武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团结、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一度成为抗日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


董必武(右三)与周恩来(左三)等在重庆合影

董必武还十分注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工作。

1942年1月15日,董必武与周恩来等人参观渝鑫钢铁厂,支持并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针对中小工厂主不敢触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存有幻想等特点,董必武耐心地以大量事实启发他们,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1943年,董必武通过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海燕和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联系承织军布的布厂同业负责人士,发起组织了军布业联谊社,并直接领导他们开展反对国民党军需署勒索掠夺民营布业的斗争。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田海燕和李学民动员组织了100多家民营布厂的负责人,扛着军需署发下的欠圈短码的棉纱,隐身于黄山公路旁。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一齐拦路请愿,最后迫使军需署赔偿了短欠的棉纱;董必武还指示陈钧在新平聚餐会时,提出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去请愿,同国民党军需供给部门官员的贪污、中饱私囊行为作斗争。到1944年,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璧山、成都等地,参加的中小工厂主有2000人左右。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联合会。董必武亲临该联合会并讲话,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努力。

董必武还经常团结、关心和爱护进步文化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也在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妄图扑灭国统区的民主力量。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还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同志一道前往,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派张友渔先回桂林,负责安排从香港回来的民主人士、进步分子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细致周到的举动,令广大文化界人士深受感动,更加密切了同中共的关系。

董必武对待各方面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广大中间党派和民主进步人士的信赖和赞誉。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筹划和组织下,提前两年为董必武举办庆祝60寿辰的活动。中共中央在贺寿电中高度称赞他“正代表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在重庆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张申府、邓初民、曹靖华等民主人士闻讯,也纷纷写诗撰文祝贺。郭沫若作诗《董必武行》,高度赞扬董必武的高贵品质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黄炎培在写给董必武的一首七律祝寿诗中,用“和平露出刚方性,渊默能兼激辩才”的美好诗句赞扬其刚毅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沈钧儒、陶行知也都写了祝寿诗,称赞董必武是“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在祝寿文章中,以“韧性斗士”4个字赞誉董必武的革命精神;邓初民在祝寿文章中称赞董必武具备了“有品有学,至仁至义”“公忠自矢,爱国爱民”“独秉孤忠之念,与气数抗衡,百折不回,生死不顾”等诸种美德,并说只有具备以上美德的人才可以称为寿世之业,可与天地并垂。

对此,董必武却表现得十分谦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成功是空前的,自己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还表示“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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